松綁“地攤經濟”,希望不是一時之策

近些日子以來,“地攤經濟”成為熱議話題。

今年3月份,成都市出臺相關規定,允許流動商販占道經營。今年兩會上,全國人大代表楊寶玲建議釋放出“地攤經濟”的最大活力。緊接著,中央文明辦決定,不將占道經營、馬路市場、流動商販列為今年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。兩會閉幕之際,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強調“打破一些不合理的條條框框的政策,讓更多就業崗位成長起來”,并提到西部某城市“設置了3.6萬個流動商販攤位,一夜之間10萬人就業”。

在特殊時期,為“地攤經濟”松綁,有特殊意義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,一些小微企業的經營遇到困難,一些人的就業面臨困境,一些家庭的生計陷入困局,松綁“地攤經濟”,是“保居民就業、保基本民生”的落地之舉,是共克時艱、執政為民的善政良策。

細算起來,“地攤經濟”雖然熱議于當下,卻并不是一個新現象,而是一種由來已久、廣泛存在的經濟模式。往遠了看,《清明上河圖》中,就有挑擔叫賣的,有支攤吆喝的,“販夫走卒,引車賣漿”在中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。往近了看,電視劇《雞毛飛上天》就講述了改革歲月里,主人公通過“雞毛換糖”這一流動販賣方式改變命運的故事。像電視中的主人公一樣,在“鄉土中國”變為“城鄉中國”的百年變局進程中,現實中成千上萬的家庭,都是通過賣茶葉蛋、賣大碗茶、擺修理攤等,完成最原始積累,進而在城市站穩腳跟的。

水蜜桃视频之爱如潮水此外,“地攤經濟”也是一種爭議較大的經濟模式。一方面,它有利于農民入城,有利于居民就業,有利于群眾生活,甚至有利于降低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、有利于拉動內需和保持社會穩定。但另一方面,它也有可能造成交通擁堵,有可能導致衛生惡化,有可能加劇噪音污染,甚至有可能因為質量不達標而產生食品安全問題,有可能因為攤販“爭地盤”而產生城市治安問題。正是因為存在這些問題,城市治理者和流動商販之間的“貓鼠游戲”,持續上演了很多年。

其實“地攤經濟”雖有爭議,但如果仔細梳理就會發現:基本上沒有人否定它的好,但有很多人擔心它的不好。一些城市治理者,更是容易因擔心而焦慮、因焦慮而害怕、因害怕而嚴禁。為了圖省事,他們往往選擇一禁了之,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。

這種做法無疑是不可取的。從經濟的角度看,如果弱勢群體越來越多、越來越弱,甚至于到了生計無著的境地,那其他人的錢包也難以一直安全下去。從治理的角度看,光“堵”不“疏”,其實并沒有解決矛盾,而是在轉移或是積累矛盾。從文明的角度看,再卑微的個體,也有生存的權利,應該為他們“大開方便之門”,絕不能因為“愛面子”,而讓他們“餓肚子”;絕不能因為“怕麻煩”,而給他們“添麻煩”。

“地攤經濟”呈現出來的主要是城市治理問題:治不好,有可能成為“牛皮癬”;治得好,就會成為“養魚池”。當前形勢下,“放水養魚”其實是一道“必選題”,這就要求:對于“地攤經濟”,既要松開繩子,還要牽住鼻子,也就是說,既不能一禁了之,也不能放之任之。

水蜜桃视频之爱如潮水松繩子,各地方理應順勢而為。于頂層設計而言,相關政策已經“由緊趨松”,各地方不能就合規性找理由;于地方實踐而言,成都、許昌、杭州等城市已經先行先試,各地方不能就可行性找借口。牽鼻子,各地方還需有所作為。哪些地方可以擺攤,哪個時段允許經營,哪些門類放開準入,哪些證件需要備齊,哪些行為會被懲處,各地方當然也可以“抄作業”,但也要結合本地實際、有所創新,要狠下一番“繡花功夫”,落地政策要盡力避免出現“水土不服”的現象。

水蜜桃视频之爱如潮水既要松繩子,又要牽鼻子,這屬于一個“硬骨頭”問題,解決起來自然是有一定難度的。但治理能力要想有效提升,不就是應該啃下“硬骨頭”、完成高難度動作嗎?站在這個層面,松綁“地攤經濟”,是對各地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次大檢驗。各地方應該利用此次機會,以松綁“地攤經濟”為切入點,倒逼改革,促進提升。

“地攤經濟”這個問題,各個地方其實一直都在回答。2009年,農民日報就發表過評論文章,名為《流動攤販自我就業,也是一種街頭文化》,探討的就是“地攤經濟”問題。彼時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,即“流動攤販合法化”,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現實意義。因為中央文明辦松綁“地攤經濟”的決定,只是限定于“今年”,那明年乃至更遠的以后還松不松綁,“合法化”這個老問題會不會有新答案,這塊懸于人心的石頭,應該及時搬走。

“地攤經濟”的合法良性發展,保障的不僅僅是個體的生存權利,折射的更是城市治理的“制度溫情”。就短期來看,給“地攤經濟”松繩子,屬于特殊情況下的特事特辦;從長期來看,我們希望“地攤經濟”能成為尋常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尋常事,“地攤治理”能成為城市現代化治理中的常態治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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